了，我才能夠平靜地閉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給解開了，我得到了拯救。
這以後我一有空就借紙筆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這顆年輕的孤寂的心。第二年我的處女作完成了，八月裏我從法國一座小城沙多-吉裏把它寄回中國，給一個在上海開明書店工作的朋友，征求他的意見，我打算設法自己印出來，給我的大哥看（當時印費不貴，我準備翻譯一本小說賣給書店，拿到稿費來印這本書）。等到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告訴我，我的小說將在《小說月報》上連載，說是這份雜誌的代理主編葉聖陶先生看到了它，決定把它介紹給讀者。《小說月報》是當時的一種權威雜誌，它給我開了路，讓我這個不懂文學的人順利地進入了文壇。
我的第一本小說在一九二九年的《小說月報》上連載了四期，單行本同年九月出版。我把它獻給我的大哥，在正文前還印了獻詞，我大哥見到了它。一九三一年我大哥因破產自殺，我就刪去了“獻詞”。我還為我的大哥寫了另一本小說，那就是一九三一年寫的《家》，可是小說剛剛在上海一家日報（《時報》）上連載，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殺的電報，我的小說他一個字也沒有讀到。但是通過這小說，許多人了解他的事情，知道封建家庭怎樣摧毀了一個年輕有為的生命。
我在法國學會了寫小說。我忘記不了的老師是盧騷、雨果、左拉和羅曼·羅蘭。我學到的是把寫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認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給讀者。我的小說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結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獲。我把作品交給讀者評判。我本人總想堅持一個原則，不說假話。除了法國老師，我還有俄國的老師亞·赫爾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和高爾基。我後來翻譯過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父與子》和《處女地》，翻譯過高爾基的早期的短篇，我正在翻譯赫爾岑的回憶錄。我還有英國老師狄更斯；我也有日本老師，例如夏日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龍之介、武者小路實篤，特別是有島武郎，他們的作品我讀得不多，但我經常背譯有島的短篇《與幼小者》，盡管我學日文至今沒有學會，這個短篇我還是常常背誦。我的中國老師是魯迅。我的作品裏或多或少地存在著這些作家的影響。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師是生活，中國社會生活。我在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為作家，我最初還不能駕馭文字，作品中不少歐化的句子，我邊寫作，邊學習，邊修改，一直到今天我還在改自己的文章。
一九二八年年底我從法國回國，就在上海定居下來。起初我寫一個短篇或者翻譯短文向報刊投稿，後來編輯先生們主動地來向我要文章。我和那個在開明書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他住樓上，我住樓下。我自小害怕交際，害怕講話，不願同外人接洽。外人索稿總是找我的朋友，我也可以保持安靜，不讓人來打擾。有時我熬一個通宵寫好一個短篇，將原稿放在書桌上，朋友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帶去。例如短篇《狗》就是這樣寫成，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我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越多，來找我組稿的也越多。我在文學界的朋友也漸漸地多起來了。我在一九三三年就說過：“我是靠友情生活到現在的。”最初幾年中間，我總是埋頭寫八九個月，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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