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去旅行看朋友。我完全靠稿費生活，為了寫作，避免為生活奔波，我到四十歲才結婚。我沒有家，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到各處去看朋友，還寫一些“旅途隨筆”。有時我也整整一年關在書房裏，不停地寫作。我自己曾經這樣地描寫過：“每天每夜熱情在我的身體內燃燒起來，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無數慘痛的圖畫，大多數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們使我的手顫動。我不停地寫著。環境永遠是這樣單調：在一個空敞的屋子裏，麵前是堆滿書報和稿紙的方桌，旁邊是那幾扇送陽光進來的玻璃窗，還有一張破舊的沙發和兩個小圓凳。我的手不能製止地迅速在紙上移動，似乎許多、許多人都借著我的手來傾訴他們的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圍的一切。我變成了一架寫作的機器。我時而蹲在椅子上，時而把頭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來走到沙發前麵坐下激動地寫字。我就這樣地寫完我的長篇小說《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說。這些作品又使我認識了不少的新朋友，他們鼓勵我，逼著我寫出更多的小說。”這就是我作為“作家”的一幅自畫像。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發生的戰爭，使我換了住處，但是我沒有改變我的生活方式，也沒有停止寫作。
一九三四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歡日本小說，想學好日文，在橫濱和東京各住了幾個月。第二年四月溥儀訪問東京，一天半夜裏“刑事”們把我帶到神田區警察署關了十幾個小時，我根據幾個月的經曆寫了三個短篇《神·鬼·人》。
這年八月，上海的朋友創辦了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擔任這個出版社的編輯工作。我編了幾種叢書，連續二十年中間，我分出一部分時間和精力，花在文學書籍的編輯和翻譯方麵。寫作的時間少了些，但青年時期的熱情並沒有消減，我的筆不允許我休息。一九三七年全麵抗日戰爭爆發第二年，我離開上海去南方，以後又回到上海，又去西南。我的生活方式改變了，我的筆從來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這樣寫完的。我在一個城市給自己剛造好一個簡單的“窩”，就被迫空手離開這個城市，隨身帶一些稿紙。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處奔波，也不得不改變寫作方式。在一些地方買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寫《憩園》時在皮包裏放一錠墨，一支小字筆和一大疊信箋，到了一個地方借一個小碟子，倒點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幾下，便坐下寫起來。這使我想起了俄羅斯作家《死魂靈》的作者果戈理在小旅店裏寫作的情景，我也是走一段路寫一段文章，從貴陽旅館裏寫起一直到重慶才寫完，出版。有一夜在重慶北碚小旅館裏寫到《憩園》的末尾，電燈不亮，我找到一小節蠟燭點起來，可是文思未盡，燭油卻流光了，我多麽希望能再有一節蠟燭讓我繼續寫下去。……
那種日子的確不會再來了。我後來的一部長篇小說《寒夜》，雖然是在戰時的重慶開了頭，卻是在戰後回到上海寫成的。有人說這是一本悲觀的小說，我自己也稱它為“絕望的書”。我描寫了一個善良的知識分子的死亡，來控訴舊社會，控訴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統治。小說的結尾是重慶的寒冷的夜。一九七九年在法國尼斯有一位女讀者拿了書來，要我在扉頁上寫一句話，我就寫著：“希望這本小說不要給您帶來痛苦。”過去有一個時期，我甚至害怕人在我麵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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