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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一個人物，一世奸雄袁世凱豈能無動於衷。譚人鳳曾一語道破個中厲害，“國民黨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宋教仁的行動危及了袁世凱的獨裁統治，更危及了他下一步要當皇帝的夢想。
袁世凱極力拉攏宋教仁，送他西裝，連尺碼都非常準確，還送他交通銀行五十萬元的支票一本，請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隻略取少許（二三百元），離京南下前夕即讓趙秉鈞交還袁世凱，留信一封表示謝意：
綈袍之贈，感銘肺腑。長者之賜，仁何敢辭。但惠贈五十萬元，實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讀自娛，有錢亦無用處。原票奉璧，伏祈鑒原。
這就是宋教仁，雖然譚人鳳說他“英而不雄”，但他是一個有自己的政治人格、有操守的人，袁世凱的金錢無法收買他。他是個有熱烈理想的政治家，不是為了追求高官厚祿。他是個“嶄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袁世凱那一套製人術因此在他這裏失去了作用。袁世凱見收買不成，便開始安排特務密切監視宋教仁的行蹤。
宋教仁這時已是眾望所歸，他如果能順利到達北京，根據約法組織內閣是任何力量都沒法阻止的。因此他1913年3月2日遊杭州時所寫的《登南高峰》一詩中就有“海門潮正湧，我欲挽強弓”這樣的詩句，雖然是寫景，抒發的卻是他胸中的抱負。當時實現民主的時光已經指日可待，所以他的詩裏洋溢著的是一種勝利者的喜悅。甚至臨終前他還致電袁世凱寄予殷切的期望，章士釗說他是“至死不悟”，他對袁世凱所代表的中國根深蒂固的專製力量實在是認識不足。
宋教仁年紀輕，閱曆淺，讀書也不夠深入，以為隻要一部“約法”，一個在國會擁有多數議席的“黨”，藉著“責任內閣”的空名，便可以對付袁氏，這其實就是書生之見。
在武漢，譚人鳳曾告誡他“責任內閣現時難望成功，勸權養晦，無急於覬覦總理。”他還告訴宋教仁，有秘密報告說會黨頭目應夔丞在北京直接與政府交涉，領有巨款，要他注意戒備。但宋認為這些都隻是“杯弓蛇影之事”。
在上海，陳其美也要他提防暗殺，他還狂笑說：“隻有革命黨人會暗殺人，哪裏還怕他們來暗殺我們呢？”許多朋友來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為是謠言。3月20日，他動身北上那天他到《民立報》和記者徐血兒話別，徐血兒請他慎重防備，他還是坦然地說：“無妨。吾此行統一全局，調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懼，國家之事，雖有危害，仍當並力赴之。”
顯然，危險已經緊緊跟隨宋教仁身後，而宋教仁確實不是個有心計的人，對自己的危險全然不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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