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節(1/3)

活本身融為一體。再者，大家現在看到過的史料記述，有關阮玲玉的電影以及人們所猜測的她周旋於張達民、唐季珊以及蔡楚生三人之間的曖昧關係並不準確，應該說阮玲玉自身的情感指向是非常清楚的。“聯華”公司當時在整頓風氣，阮玲玉沒有拍完《國風》就被“冷藏”，張達民此時卻控告阮玲玉與唐季珊“通奸”，還要求阮玲玉當堂作證。而阮玲玉其實早已終止了與張的婚姻關係，選擇在3月8日婦女節死去也許表明阮玲玉作為女人的一種抗爭方式。

阮玲玉的死留給為了我們很多思考的地方，除了她本身性格因素、電影公司對她的“冷遇”所帶來的心理的一種落差以及陷入感情風波的精神困境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個人對理想生活的希望與現實的落差導致了她對生活的絕望。一個優秀的演員不論是對幸福的感受還是對悲痛的感受，都比一般人來得更深刻，或許他們沒法從電影中類似的角色中走出來，他們被戲中的敘事邏輯所牽引，改變了他們的人生邏輯，這可能是平常人難以企及的境界。所謂“人生如戲，戲如人生”，阮玲玉如是，張國榮也如是吧。

在大眾傳播危害論的血淚證詞上，阮玲玉大約被視為最重要的人證之一，每逢她的忌日，總有人會恨恨地重提“人言可畏”的舊話，而每逢有人受了點輿論的壓力，阮玲玉的這句絕筆也總是最佳的引語。因為有了“人言可畏”，人們以為傳媒作為真凶已經緝拿歸案，心中不由放下進一步思考女性生存現狀的巨石，導致70年來，阮玲玉之死沒有成為女性生存的課題，而是作為一個趣味的話題存在，話題中心翻來覆去，旨趣也不斷隨時代變遷，但玩味的本質並沒有改變。

好女人碰不上好男人，阮玲玉難逃遇人不淑之命。第一種男人無恥無能，本不足道。第二種男人是不被粉飾的商人，他也許從未有過白頭到老的許諾，但他懂遊戲規則，能給的與不能給的從來涇渭分明，赤摞卻沒有欺騙。第三種男人最可怕，他們讀透孔孟之書，也敢就手偷香，往往信誓旦旦，就是不能承擔責任。事到臨頭，刀還遠沒有架到脖子上已經蔫了，事後卻會說“容忍比自由更偉大”（原胡適語）。他們比第一種人要臉，又沒有第二種人的家底，靠自己奮鬥積累一些名望立足社會。時時以正人君子之態教化兒童，最具欺騙性，真正是睡在女人身邊的赫魯曉夫。試想當日蔡與阮若能私奔遠去，就可保住知己紅顏，難道會遭萬人唾棄或是失業饑饉？後人看來卻是一段傳奇佳話，起碼獲得敢作敢為的口碑。人不到身敗名裂的地步不知道榮譽是個累贅，女人尚有舍命的勇氣，男人呢？

第七章 宋教仁：鋒芒畢露殺身禍

上海閘北地區有一座一百多畝的安靜的陵園，叫做宋公園，民主革命先驅宋教仁先生正是葬身於此。墓園的正中立著宋教仁的全身坐像。墓道入口處有兩根飾有白色蘑菇雲狀的天藍色燈柱，分列左右。墓前石碑上鐫刻著“宋教仁先生之墓”字樣，墓頂安放著一腳踩惡蛇的雄鷹雕塑。墓園四周龍柏、玉蘭環立，莊嚴肅穆。

宋教仁隻活了32歲，但他的名字無疑在中國的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無論是支持民主，還是反對民主的人，都繞不開宋教仁這個名字。他在20世紀初那個曇花一現的瞬間所掀起的民主旋風，至今仍是中國民主憲政史上一道最壯麗的風景線。

1931年3月初，宋教仁抵達上海，接到袁世凱發出的“即日赴京，商決要政”的急電。3月20日晚上10時，宋教仁乘火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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