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四 盡心（下）(1/5)

盡心︵下︶ 卷十四 原 文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公孫醜曰：“何謂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複之 ［1］ ，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 ［2］ 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注 釋

［1］複之：指再次作戰。

［2］子弟：指魏國太子申。 譯 文

孟子說：“梁惠王真是不仁義啊。仁義的人能把他喜歡的推及到他不喜歡的人身上，不仁義的人卻把他不喜歡的推及到他喜歡的人身上。”

公孫醜聽了，問道：“先生為什麽這麽說呢？”

孟子回答道：“為了爭奪土地，梁惠王不惜犧牲百姓的性命，動員他們參軍打仗，結果卻遭到了失敗。他又準備再次打仗，卻擔心還是不能取勝，所以就動員他鍾愛的兒子為他送死。這就叫把他不喜歡的推及到他喜歡的人身上。” 闡 釋

在這一章裏，孟子提到的梁惠王“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的故事，就是《梁惠王·上》第五章裏，梁惠王對孟子說的“東敗於齊，長子死焉”的事情。據《史記》記載，梁惠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5年），魏國大舉進攻趙國，趙國大敗，慌忙向齊國求救。齊宣王采納孫臏的建議，在馬陵與魏軍大戰，結果，齊國獲勝，斬殺魏將龐涓，俘虜魏國太子申。

孟子認為，梁惠王是個“好戰分子”，“好戰”會給百姓帶來戰亂和苦難，最後甚至會禍及自己的兒子，所以說，梁惠王是個“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的不仁的人。事實上，任何一個好戰分子都是“不仁”的，別說名氣並沒有多大的梁惠王，就連成吉思汗、拿破侖、希特勒這些人，被孟子遇到的話，也會被斥責為“不仁”吧。 原 文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 ［1］ 者，上伐下也，敵國 ［2］ 不相征也。” 注 釋

［1］征：通“正”。上國討伐下國稱之為“正”。

［2］敵國：指地位相等的國家。敵，意為勢均力敵。 譯 文

孟子說：“《春秋》上記載的戰爭，沒有一場戰爭是正義之戰，但相比起來，更好一些的情況還是有的。因為所謂征討，是指周天子下令討伐諸侯國，而諸侯國之間是等級相同的，不能相互征伐。” 闡 釋

在這一章裏，孟子表達了他的“春秋無義戰”的觀點。孟子為什麽敢如此籠統而肯定地說“春秋無義戰”呢？原來，儒家認為，禮樂征伐隻有“自天子出”才是合理、合法、合義的，眾所周知，在西周時期，禮樂征伐是出自周天子的，但到了春秋時期，“禮崩樂壞”，諸侯國之間的兼並和侵略戰爭頻發，所以也就沒有“義戰”了。

儒家“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思想最早見於孔子的著作《論語》。在《論語·季氏》篇裏，孔子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政治和戰爭兩者是相輔相成，緊緊聯係在一起的，因此，由於政治目的的不同，戰爭也就被分成了正義之戰和非正義之戰。然而，在戰國時期，判斷一場是正義的還是非正義的標準，卻不是看發動戰爭的目的是什麽，而是看是誰發動的戰爭，隻要是周天子發動的戰爭，不論什麽目的，都是正義之戰，否則都是非正義之戰。

由於春秋時期的戰爭大都是兼並戰爭和侵略戰爭，所以也很難說有多少正義的成分，又有多少非正義的成分。真正的裁判不是周天子，也不是曆史學家，而是遭受戰爭之苦的百姓。因此，也可以這樣說，隻要是百姓支持的戰爭就是正義的，隻要是百姓反對的戰爭就是非正義的。 原 文

孟子曰：“盡信《書》 ［1］ ，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 ［2］ ，取二三策 ［3］ 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 ［4］ 也？” 注 釋

［1］《書》：這裏指《尚書》。有學者認為，這是泛指所有的書籍文獻，但從後文提到的《尚書·周書·武成》篇可斷定，這個“書”指的就是《尚書》。雖然理解為“泛指所有的書籍文獻”也能解釋通，而且顯得意義更寬泛，但隻是後人的附會之想。

［2］《武成》：《尚書》的篇名，即《尚書·周書·武成》篇。《武成》一篇已經遺失了， 現存《武成》篇是偽古文。

［3］策：成編的竹簡。

［4］杵：舂米或捶衣的棒子。 譯 文

孟子說：“與其完全相信《尚書》的記載，那還不如沒有《尚書》的好。我對於《尚書》中的《武成》篇，隻相信其中的二三處罷了。施行仁政的人全天下找不到一個對手，周武王那樣極為仁義的人，去討伐商紂那樣極不仁義的人，怎麽會出現血水都能漂起木棒這樣的情景呢？” 闡 釋

盡管後來的《孟子》研究學者將孟子在這一章裏提到的《書》理解為一般書籍的泛指，但實際上孟子所說的《書》特指的是《尚書》，也就是說，孟子的原意是“與其完全相信《尚書》的記載，那還不如沒有《尚書》的好”。

《尚書》又稱《書經》，簡稱《書》，相傳由孔子編撰而成，但有些篇是後來儒家補充進去的。《尚書》是我國最古的官方史書，也是我國第一部上古曆史文件和事跡著作的匯編，保存了商周時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孟子之所以不相信《尚書》，或者說不完全相信尚書的記載，是因為孟子認為《尚書》的記載不實。他舉的例子是《尚書》中的《武成》，認為施行仁政的周武王討伐實行暴政的商紂，戰爭場麵不可能有“血水都能漂起木棒”這樣的情景。說到底，孟子質疑《尚書》，立足點不是實際情況，還是他心中施行仁政的理想，以及這個理想所呈現給他的美好藍圖。

不管怎麽說，《尚書》是儒家經典之一，據說又是孔子編撰的，在那個時代自然具有很高的地位。因此，孟子敢於質疑《尚書》，不僅需要很大的勇氣，而且這種對權威保持獨立思考、勇於懷疑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的確如此，任何一位大師在治學過程中，大都提倡存疑創新的態度，認為這是培養創造性思維的一種重要方法。孔子就很重視治學中的“疑問”對思維發展的作用，孟子更是明確提出“盡信書不如無書”的觀點，對人們堅持嚴謹科學的治學態度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前文已經說過，“盡信書不如無書”的格言是後人總結孟子的精神之後形成的，基本精神是：既要相信書，又不能“盡信書”，不要迷信書，不做書的奴隸。這種精神有一定的正確性。因為沒一本書都是某一特定時代、條件和思想認識的結晶，能給人們帶來知識和經驗，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既要認識書的價值與作用，又要反對教條主義和唯書是從。如果完全相信書，輕則會讓自己變成書呆子，重則形成“唯書是從”的作風，貽害無窮。 原 文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 ［1］ ，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麵而征，北狄怨；東麵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 ［2］ ，虎賁 ［3］ 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4］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注 釋

［1］陳：通“陣”，戰陣，即作戰時軍隊排列的戰鬥隊列。

［2］兩：量詞，用於稱呼車輛。後來被寫作“輛”。

［3］虎賁：勇猛的武士。

［4］稽首：指古時候的跪拜大禮。 譯 文

孟子說：“有人說：‘我會排兵布陣，我會帶兵打仗。’這都是罪惡的。國君喜歡施行仁政，就能天下無敵。當初，商湯向南進軍，北狄人抱怨說為什麽不先討伐他們；當商湯向東進軍時，西夷人又抱怨說；‘為什麽把我們放在後麵？’周武王討伐商紂的時候，出動了三百輛戰車和三千士兵，並對商朝的百姓說；‘你們不要害怕，我是來保護你們的，不是和你們為敵的。’百姓們聽了，都跪在地上不停地磕頭，就好像大山崩塌了一般。‘征’就是‘正’的意思，如果國君們都能匡正自己的行為，哪裏還有戰爭呢？” 闡 釋

在這一章裏，孟子提出了“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的觀點，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如果國君喜歡施行仁政，就能天下無敵”。這個觀點最初出現在《孟子》的第一卷裏，是孟子在跟梁惠王的一次談話中提到的。因此，我們不妨接著那次的話題繼續討論。

當時，孟子告訴梁惠王，即使是一個隻有麵積百裏的小國家，如果能施行仁政的話，也可以成為有實力稱王天下的國家。在戰國時代，稱王天下是不容易的，但隻要注意孟子的前提，要施行仁政，不要有霸道思想，就會發現稱王天下其實很容易。

那麽，應該怎麽施行仁政呢？孟子給梁惠王提出四條粗略的措施：第一條是“省刑罰”。刑和罰是兩種相輔相成的法治方法，在實行時不要太嚴格，不要變成嚴刑峻法。第二條是“薄稅斂”。這就是說，要注意減少向百姓征收的各種苛捐雜稅，切實減輕百姓的負擔，否則就等同於殺雞取卵，如果民窮財盡，天下就要大亂了。第三條是“深耕易耨”。要重視農業，鼓勵生產，以便增加糧食生產，達到富民的目的。第四條是“重教化”。要在全國上下推廣孝順父母、尊敬兄長、忠於國君和誠實守信的道理，可成為講究孝、悌、忠、信的國家。

這裏尤其需要強調的是第一條。法治與仁政並不完全矛盾，法治也是仁政的智謀之一，不過，仁政要以仁義為本，因此，在仁政精神下的法治不能太苛刻。隻有做到“省刑罰”，百姓才會安居樂業，不至於人人自危。

在闡述了施行仁政的四條粗略的措施後，孟子又分析了當時鄰國的國情。他對梁惠王說，這些國家都不管百姓的死活，亂用民力，不管農忙與否，隻要想打仗，就隨時征調百姓上陣，百姓不能正常勞作，過不上安定的生活，結果都弄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如果大王派軍隊討伐這樣的國家，又有誰能抵擋呢？”

的確如此，國君施行仁政的話，自然會得到百姓的擁護，這在人心向背方麵就占據了絕對優勢。但要把這個人心上的優勢轉化為軍事上的優勢，就必須得借助戰爭這一手段。如果沒有強大的實力的話，空談“仁者無敵”就是沒有後盾的癡人說夢了。

因此，從長遠角度來看，“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如果據此得出“焉用戰”的結論，也不亞於癡人說夢；如果據此斷定“善為陳、善為戰”之人是戰爭的罪人，也是不妥當的。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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