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夏衍(1/2)

致夏衍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夏衍先生：

得手書，悉尊體違和，想必積勞所致，今後尚望善自珍攝。

關於小兒學習事，他出國前曾於十月八日自京來信，報告與先生談話經過，有“再出去二年以後就回國”之語；今來示則稱“明年學完後……”不知是否有誤會？

按聰於本年秋季起方開始學各項理論課，預料非一學年所能完成。他波蘭語雖講得相當流利，但閱讀仍多困難，語文倘不完全掌握，理論及音樂史課程的進修就有障礙，而將來的筆試尤其成問題，但一麵攻語文，一麵學專科，進度即難加速。

音樂學習——特別是鋼琴學習——所需要的時間比任何學科為長，情形頗像我們研究世界文學：國別多，作家多，作品多，風格多，一個作家前、中、後期的風格又有出入；即挑選代表作家的重要代表作品學習，也非三四年所能窺其堂奧。且研究一個鋼琴樂曲，先要克服技巧，少則一二十頁，多則一百數十頁的樂譜要背得爛熟(研究文學名著即不需要這一步工作)，在手上滾得爛熟，再要深入體會內容；總的來說，比精讀和鑽研一部文學作品費時更多。聰的技術基礎還不夠穩固，至此為止的成績多半靠聰明與領悟，而不是靠長年正規學習的積累。參加蕭邦比賽的一百零四人的“學曆”，都印在一本像小型字典那麽大的“總節目”上，我細細看過，沒有一個像傅聰那樣薄弱的，彈過的作品也沒有像傅聰那樣少的。這當然是吾國特殊環境使然，但我們不能不心中有數，在這方麵大力予以補足。

世界上達到國際水平的青年鋼琴家，在三十歲左右往往還由名師指導，一個月上一次課，我們卻沒有這個條件；雖說將來可短期出國學習，但究竟不如人家便利。

故原則上，聰在國外學習鋼琴的時間不能過分縮短，因為他先天有缺陷。想政府培養他決不以國外音樂院畢業為限；若然，則除了理論課，他在鋼琴方麵的程度現在就可以畢業了。

其次，他的老師傑維茨基不但在波蘭是第一流，便是在世界上也是有數的名師之一。他是十九世紀大鋼琴家兼大教育家萊謝蒂茨基的學生，與前波蘭總統兼大鋼琴家帕德列夫斯基及現代前輩的許多知名鋼琴家為同門，是鋼琴上最正宗的一派，叫做“維也納學派”。能跟到這樣一位老師，可說是“曆史性的”幸運。而他已屆高齡，尤非多多爭取目前的時間不可。

至於聰的思想問題，從五四年八月到現在，我和他寫了七十九封長信，近二十萬字；其中除了討論音樂、藝術、道德、工作紀律等等以外，也重點談到政治修養與世界大勢、思想認識。國內一切重要學習文件，經常寄去(我都用紅筆勾出要點)，他也興趣甚濃。文藝創作也挑出優秀的寄給他。波、匈事件以後，已寫了兩封長信，告訴他我們黨的看法。從他小時起，我一向注意培養他的民族靈魂，因為我痛恨不中不西，不三不四，在自己的泥土中不生根的藝術家。

今年暑假中，他和我談到波蘭知識分子，有很多批評。十月十五日回華沙後(事件未發生前)來信說：“我們的國家雖然有些缺點，但整個是朝氣蓬勃的。這兒卻有一種灰色的感覺，這種感覺是很沉重的。”十一月十五日波蘭事件平息以後，他來信說：“波蘭的許多政治問題，我們實在也弄不大清；有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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