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百家
諸子百家，是對春秋戰國時期各種學術派別的總稱。
西周滅亡，促使人們更多地轉向對天下興亡的思考，在對人、事及社會的廣泛探討中，人們不再崇信“天道”，進而在如何統一天下、治理國家、教化民眾等方麵形成了各種不同的學派。這些學派的創立者和代表人物被合稱為“諸子”，“百家”則指這些學派。
最有影響的主要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各學派的人物針對一些社會問題四處遊說，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或著書立說，人們的思想空前活躍，在中國文化史上形成了一個百家爭鳴的空前繁榮的局麵。諸子百家的學術觀點，反映在他們的文學作品中也隨之形成了不同的學術和文學派別。
諸子散文大都觀點鮮明、言辭犀利、感情充沛，表達方式靈活多樣，具有很強的感染力，所以諸子百家散文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同時也具有重要的文學價值。
柏梁體
柏梁體，產生於漢武帝（前156—前187）時代。相傳漢武帝築柏梁台，大宴群臣，席間宣布凡是官奉二千石以上的官員每人作一句詩，合成一首詩。於是包括漢武帝在內的共26人寫成一首《柏梁詩》。
這首詩的形式是每句七言，句末都用韻，韻字有重複，是聯句詩的首創。後人便把每句用韻的七言詩稱為“柏梁體”。
魏晉玄學
魏晉玄學，是漢末興起的一種以對抽象玄理的討論為主要內容的新的學術思潮。它吸收了道家精神形態，所討論的問題主要是從《周易》《老子》《莊子》三本經典而來。以老莊思想為骨架，究極宇宙人生的哲理，即“本末有無”的問題，以講究修辭與技巧的談說論辯方式，而進行的一種學術社交活動。其發展並非要取代儒家，而是要調和儒道，使儒道兼容。
魏晉玄學可分前後兩期。魏末西晉時代為清談的前期，是承襲東漢清議的風氣，就一些實際問題和哲理的反複辯論，亦與當時士大夫的出處進退關係至為密切。東晉一朝為清談後期，清談隻為口中或紙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實際性質，僅隻作為名士身份的裝飾品，並且與佛教結合，發展為儒，道，釋三位一體的趨勢。
建安風骨
建安（196—220）時期，以曹操三父子為代表的文學創作，在反映社會動亂和民生疾苦的同時，又表現出統一天下的理想和壯誌，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這個時期的文壇巨匠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為代表，他們都繼承了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風骨遒勁而著稱，並具有慷慨悲涼的陽剛之氣，形成了文學史上“建安風骨”的獨特風格，被後人尊為典範。
左思風力
左思風力，是指鍾嶸《詩品》對左思詩歌的評價，指出了詩人左思詩歌的獨特的審美特征。
左思在其代表作《詠史》中，借詠史抒發對現實的不滿及感慨，情調高亢，筆力矯健，氣勢昂揚，對現實政治的批判深刻而恰當，起到了諷喻的作用。他還創造性地將詠史和抒懷結合在一起，並開發了一詩寫數人、數事的新寫法，大大地增強了詩歌的表現力。由於其詩歌風格與建安風骨一脈相承，詩風雄渾，語言遒勁，因此後世便將其詩歌風格稱為 “左思風力”。
竹林七賢
竹林七賢，是中國魏晉時期七位名士的合稱，包括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及阮鹹，成名年代較“建安七子”晚一些。因七人常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七人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態度不同於建安七子，他們大都“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在生活上不拘禮法，清靜無為，聚眾在竹林喝酒、縱歌。作品揭露和諷刺司馬朝廷的虛偽。
在文章創作上，竹林七賢以阮籍、嵇康為代表。阮籍的《詠懷》詩82首，多以比興、寄托、象征等手法，隱晦曲折地揭露最高統治集團的罪惡，諷刺虛偽的禮法之士，表現了詩人在政治恐怖下的苦悶情緒。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以老莊崇尚自然的論點，說明自己的本性不堪出仕，公開表明了自己不與司馬氏合作的政治態度，文章頗負盛名。其他如阮籍的《大人先生傳》，劉伶的《酒德頌》，向秀的《思舊賦》等，也是可讀的作品。
玄言詩
玄言詩，是一種以闡釋老莊和佛教哲理為主要內容的詩歌，是東晉的詩歌流派，約起於西晉之末而盛行於東晉。代表作家有孫綽、許詢、庚亮、桓溫等。
玄言詩的特點是玄理入詩，以詩為老莊哲學的說教和注解，嚴重脫離社會生活。由於玄言詩大多“理過其辭，淡乎寡味”（《詩品序》），缺乏藝術形象及真摯感情，文學價值不高，所以作品絕大多數失傳。
謝安、王羲之等所作的《蘭亭詩》，都是典型的玄言詩。不過由於魏晉玄學提倡“得意忘象”，所以自然景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