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傍晚，我們回到了江海。
按照安排，車子到市委門口停下，大家然後各自散去，體諒司機師傅的辛苦，不再 送回家了。
路上，我借用柳月的手機，早已和晴兒通過電話，告知我回到江海的大概時間，而柳月也在路上接了一個電話，卻隻聽見她說：“大概傍晚到吧……不用了，真的不用了……”
我聽了，知道柳月接的電話一定是楊哥的，至於什麽不用了，我猜不透。
想想楊哥對柳月的癡情，想想我和柳月的經曆，想想我和晴兒，我心裏黯然了，默默地歎了口氣。
或許，真的是性格決定命運。
雖然我無數次這麽想，卻總是不肯屈服於命運的安排，我內心深處，總是想抗爭。
我其實真的是一個固執的理想主義者，隻是，現實在逐漸抹平我的角棱。
理想和現實總是那麽的難以重合，現實總是那麽的殘忍和殘酷，總是在我年輕而張揚的內心深處不時狠狠刺上一刀。
在北方春天的暮色中，在晚霞輝映的餘暉裏，我們抵達市委門口。
早已過了下班時間，市委門口很冷清，幾乎沒有人，隻有站崗的武警拿著沒有子彈的步槍站在那裏。
以前，市委門口是沒有武警站崗的，自從出了幾次大規模的群眾上訪鬧事事件之後，就調來了武警，手握帶著雪亮刺刀的鋼槍，時刻包圍著市委的安全，防備老百姓衝擊領導機關。
這年頭，幹群矛盾在報紙上是越來越和諧，在現實中是越來越遠了，這也是現實。
我想起楊哥曾經說過的一句話：縱觀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任何時候，農民都永遠是社會的最底層，都永遠是被欺壓的對象。
看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掌握不到先進生產力的農民，在生產關係中自然也不會改變自己的地位。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要想改變自身的地位，隻有努力發展經濟，讓自己富起來。在蘇南，在浙江，我從沒有聽到老百姓上訪的事情，他們的思維已經解放了，一心一意去改變自己的經濟地位了，離開土地的束縛了，哪裏有閑心去上訪呢？同時，他們的政府也在不斷轉變職能，由主管變為服務引導，出政策，不再一味去收三提五統，苛捐雜稅，老百姓自然也沒有這麽多的獨立情緒了。
我這人容易放任自己的思想去聯想，一扯就遠，再扯就是湊字數，騙銀子，不說這個了。
話說回來，老遠，我就看見晴兒正扶著自行車把站在那裏，穿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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