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但那隻是一小部分。這些基金都是廣大農民的保命錢，救命錢，現在知道被人大肆套取，焉能置之不理？
“羅廳長果然有擔當，有責任感，我自愧不如呀。”汪壽泉由衷地說道。
羅子良也沒有問都和醫院到低牽涉到什麽大人物，該來總會來的，再說，汪壽泉不一定會告訴他。
兩人又喝了一會，然後各自散了，各回各家。
第二天上午，羅子良打電話把企業審計處的處長薛明金叫到辦公室，問道，“薛處長，都和醫院報銷新農合基金的賬目你們審計過是吧？”
薛明金回答道，“是的，羅廳長。因為有人舉報，我們去審過了兩次，但都查不出什麽明顯的證據。”
“問什麽？”羅子良問。
“咳，我們又不是醫生，涉及到很專業的東西隻能是他們說了算，我們也沒辦法。例如一個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以前治療花費隻要幾十元，而現在動不動就高達幾百元、上千。為什麽區別會那麽大？看看收費明細，以前也就是門診輸液再開點藥。現在一進醫院就是全套化驗檢查，驗血、CT檢查、肝功能、腎功能、心電圖……隻要醫院有的設備全用上，光化驗費就好幾百。
“醫院給出的解釋是，不做完這些化驗檢查就不能確診，我們審計人員不是醫療專家，在這方麵醫院才是權威，那些主任專家們三言兩語就能辯得我們無話可說。都和醫院甚至還鼓動病人去辦理住院，門診得自己掏錢，住院可以基金報賬，病人自己一算，住院還能省錢，不管需不需要住院，都辦住院了。這樣一來，醫院掙錢了，病人省錢了，虧的是新農合基金，國家財政來買單。
“明明知道裏麵有貓膩，明明知道他們在套取新農合基金，但審計要講證據、要適用法律法規，是否‘過度醫療’我們審計說了不算，也就沒辦法對醫院進行處罰。”薛明金說。
“還有沒有其他原因？”羅子良又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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