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魏徵的馬車消失在蜿蜒的山路盡頭，房俊有些沉悶的籲出一口濁氣。
負手立於山路之旁，沿著山腳下曲折流淌的渭水，遠處蟄伏雄闊的長安城，微風細雨之中別有一番淒迷之美。
然而隱藏在這安靜寧和富庶強盛的表麵之下，卻是這個民族肮髒的劣根性……
魯迅先生曾說過中國人的骨子裏便有一股奴性，一來逆來順受，自甘卑賤屈辱貧寒而不自知；二來一朝得勢，便以貴淩賤以富淩貧，加倍壓迫自己的同胞。
在他看來中國隻有兩種人：主子與奴才。
以奴性自處的人，得誌時是主子飛揚跋扈，表現出獸性的殘忍；失意時是奴才，搖尾乞憐，對主子唯命是從，分取吃人的餘羹，現出奴的卑微和無恥……
房俊覺得是有道理的。
隻是這股奴性來自於何處呢？
不能簡單的歸咎於元、清等朝代外族入侵肆意淩辱的壓迫，不能全都推在儒家的“中庸之道”上頭，亦不能說是民族自身便攜帶的基因，沒有人天生就是賤人……
歸根究底，還是社會現狀造就。
家，是中華民族最獨特的思想。
在中國人的思維當中，“家”具有著無比崇高的地位和不可取代的意義，無論販夫走卒亦或是世家門閥，為了“家”，可以輕易的犧牲掉一切……
趨利避害，乃是動物之本能。中國人在專製當道、強權橫行連綿五千年不絕之時，默默忍受實是無奈之法。說中國人本分老實、明哲保身、安於現狀、自私懦弱，其實亦是無可奈何，在這個漫長的專製社會當中，在家中上有老下有小時，實在是無可厚非，難道非得要為了骨氣連累家破人亡，才算是英雄好漢？
而自古以來的“奴籍製度”，卻將這份“奴性”愈發的深刻下去。
漢晉隋唐以降，“奴籍”是一直存在的，到了兩宋之時稍稍緩解，文人地位的提高、寒門士族的崛起使得百姓的思想得到解放，可是隨之而來的便是崖山絕響、神州陸沉，整個民族淪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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