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興亞院華中聯絡部受到來自陳恭波的壓力後，也擔心滬市民眾因為買不到煤球，生活受到嚴重幹擾，而引發滬市的動蕩不安。
他以聯絡部的名義，召集了控製滬市煤炭業的主要日本煤炭大戶解決辦法，希望他們能夠理解帝國的苦衷，盡快把手裏的煤球投放市場，消除社會秩序的隱患。
可是結果卻讓他惱羞成怒，大滬市瓦斯會社、石炭聯合會和大中聯煤號的日本商人們，對聯絡部提出的要求卻紛紛表示反對，認為這種做法是嚴重的行政幹預，會損害到帝國商人的利益。
商人逐利是天性，要他們為帝國考慮這不是不可能，但是必須有個大前提，那就是事態要威脅到日本人的生活才算數。
假如虹口的日本僑民買不起煤球，那倒是可以商量的，至於滬市的華夏民眾，完全是他們斂財的待宰羔羊，是堅決不可以讓步的。
太田泰治中將被自己國家的商人氣的七竅生煙，立刻把這個座談結果，直接上報給了興亞院總部。
並且在電文中指出，滬市的日本煤炭企業，為了自身的利益不顧及帝國的利益，已經成為威脅滬市社會秩序的潛在因素，必須迅速采取手段加以製裁，否則，勢必影響到整個滬市的穩定。
偏偏這時候汪經衛在金陵又找了最高軍事顧問鬆井太久郎和最高經濟顧問青木一男，對滬市的煤荒問題表示嚴重關注，這兩人就把金陵政府的態度轉達給了大本營和內閣，也通報給了興亞院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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