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事兒呢，對大明來說也的確是件新鮮事兒。祖製上沒有過，且諸位所學的孔孟禮教當中，也未曾提倡這個，甚至還極度排斥貶損。”
然後到了這裏，他就忽然高聲一轉，道：“但是！......不管再怎麽說，諸位也都是宦海沉浮的人物兒，難道這麽多年的實務經驗，就沒有讓你們意識到，此乃大明一次來之不易的契機？”
“收降蒙郭勒津部落，再用大明豐裕物資以籠絡，火篩至少不會再連年劫掠了吧？如此省下來的大量軍費，朝廷可用來做多少事！”
“況且我大明地大物博、物產豐裕，用以懷柔塞外部落本就是良途。唯有主動培養起草原的經濟命脈，我等才能有掌控其命運的手段。難道兩方非要拚個你死我活，打至族滅絕種，才算貫徹了聖教理學？”
對於這一點，何瑾其實是很不能理解的。
蒙古高原早就被證實不適合耕種作物，身為農耕文明的大明，就算窮極全國之力，將腦漿子都打出來，然後占了那地方又有啥用？
反倒是以商業為紐帶，走向多民族農牧共贏的道路，才乃正途。
此時何瑾一番言辭激烈的話，算是徹底為通商互市，安上了‘政治正確’的名頭。
也正是為達到這個目的，早就得了火篩來信的他，一直等到剛才的關鍵時刻才力挽狂瀾，時機把握可謂妙到毫巔。
隻不過，這樣一番大明朝臣從未聽過的道理，也引發了不少人深思。
其中他的那位便宜大哥王華，沉吟許久後，忍不住問出心中最大的疑惑：“潤德，為何通商互市如此兩利共贏之事，典籍當中從未有過記載？”
“因為今時不同往日嘛，聖賢所處的時代小國寡民、列國紛爭，而我等如今卻乃大一統的王朝，變化可謂天翻地覆。”
“聖賢也是人，並非無所不知的神，所言所論也是為了解決當時的問題。倘若用當時的思想，來解決今時的問題，豈非緣木求魚？”
嘴上說著這些，何瑾其實知道，自己還是給儒學留著麵子的。
因為真正在他看來，不管是孔夫子，還是孟夫子，都是周遊列國兜售治國經驗。很可惜，他們活著的時候，儒學就不被重用，足見儒學不是個真正能解決問題的東西。
然而到了明朝這時候，脫胎儒學而出的理學已一統江湖。他要是現在敢站出來，正大光明地詆毀儒學，鐵定會走在街上就被讀書人打死。
所以此刻隻能點到為止，略微提一下儒學也是有時效性的，並非萬古不變的真理，更不是解決所有事的萬金油。
可縱然如此，身後也忽然充斥著一迭聲的“大膽”“放肆”“豎子不知天高地厚”之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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