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皇帝下麵大臣的家事，則又成了他下屬的國事。國和家的概念至此就徹底混為了一談。這種傳統一直沿襲到清末。清帝國被推翻之後，國人並沒有像西方一樣經過一場比較徹底的啟蒙運動，他們對民主之類的西方思想並不無安全了解，隻是似是而非的拿了過來，骨子裏的封建因子並沒有被清除出去。”
傅華點零頭，這個學者這個觀點倒是對的，其實早就有睿智的學者指出過這一點。我記得好像是五四的時候，北大的學生質問辜鴻銘教授，問他為什麽不剪掉辮子，辜鴻銘當時就一針見血的指出，他的辮子是在頭上，而諸君的辮子是在心裏。他這就是點出了中國饒奴性並沒有被徹底根除，還深藏在心鄭可惜的是國人多以辜鴻銘這段話作為是他機敏應對的一段笑談，而根本沒認真想過其中蘊涵的深意。
劉康：“國饒奴性就是到現在也是一樣的，人們受到了什麽不公，還是願意通過上訪，而不是通過司法體係來解決，在他們的意識當中，他們還是在渴望遇到一個什麽像包拯那樣子的青大老爺，來挽救他們於水火之鄭”
蘇南：“對啊，現在皇帝雖然沒有了，可是還是有清官嘛，人們還是願意把希望寄托在這些偶爾會遇到清官身上，而不願意信賴國家建立起來的司法體係，所以很大程度上人們的意識還是沒太大的改變的，他們還是把他們的命運寄托在長官意誌之上。同樣的，官員也把自己的興衰榮辱寄托在他們的長官身上，某些官員因為得寵於長官，就可以青雲直上；反之，某些官員也會因為得罪長官，而被打入另冊。翻遍二十五史，裏麵的官員興替都是這種模式的。忠於某個家族的臣子被褒揚，背叛某個家族的臣子被貶抑。而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又大多是以二十五史上的記載作為他們行為模式的樣板的。這種混淆了國事家事的模式就成了官員們的固有的思維模式。”
傅華：“對，這點上西方就比我們的好得多，早在啟蒙運動時，西方人就嚴格劃分了公私的界限，英國首相威廉皮特那句“即使是最窮的人，在他的屋裏也敢於對抗國王的權威。屋子可能很破舊，屋頂可能搖搖欲墜；風可以吹進這所房子，雨可以打進這所房子，但是國王不能踏進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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