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宋奇(1/6)

致宋奇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五日

悌芬：

大半年工夫，時時刻刻想寫封信給你談談翻譯。無奈一本書上了手，簡直寢食不安，有時連打中覺也在夢中推敲字句。這種神經質的脾氣不但對身體不好，對工作也不好。最近收到來信，正好在我工作結束的當口，所以直到今天才作複。一本La Cousine Bette花了七個半月，算是改好謄好，但是還要等法國來信解答一些問題，文字也得作一次最後的潤色。大概三十萬字，前後總要八個月半。成績隻能說“清順”二字，文體、風格，自己仍是不愜意。大家對我的誇獎，不是因為我的成績好，而是因為一般的成績太壞。這不是謙虛的客套，對你還用這一套嗎？談到翻譯，我覺得最難對付的倒是原文中最簡單最明白而最短的句子。例如Elle est charmante=She is charming，讀一二個月英法文的人都懂，可是譯成中文，要傳達原文的語氣，使中文裏也有同樣的情調，氣氛，在我簡直辦不到。而往往這一類的句子，對原文上下文極有關係，傳達不出這一點，上下文的神氣全走掉了，明明是一杯新龍井，清新雋永，譯出來變了一杯淡而無味的清水。甚至要顯出She is charming那種簡單活潑的情調都不行。長句並非不困難，但難的不在於傳神，而在於重心的安排。長句中往往隻有極短的一句simple sentence，中間夾入三四個副句，而副句中又有participle的副句。在譯文中統統拆了開來，往往賓主不分，輕重全失。為了保持原文的重心，有時不得不把副句抽出先放在頭上，到末了再譯那句短的正句。但也有一個弊病，即複字往往太多。譯單字的問題，其困難正如譯短句。而且越簡單越平常的字越譯不好，例如virtue,spiritual,moral,sentiment,noble,saint,humble，等等。另外是抽象的名詞，在中文中無法成立，例如la vraie grandeur d’ ·me=the genuine grandeur of soul譯成“心靈真正的偉大”，光是這一個短句似乎還行，可是放在上下文中間就不成，而非變成“真正偉大的心靈”不可。附帶的一個困難是中文中同音字太多，倘使一句中有“這個”兩字，隔一二字馬上有“個別”二字，兩個“個”的音不說念起來難聽，就是眼睛看了也討厭。因為中文是單音字，一句中所有的單字都在音量上占同等地位。不比外國文凡是the，that，都是短促的音，法文的ce，cet，更其短促。在一句中，article與noun在音量上相差很多，因此賓主分明。一到中文便不然，這又是一個輕重不易安排的症結。

以上都是談些瑣碎的實際問題，現在再提一個原則性的基本問題：

白話文跟外國語文，在豐富、變化上麵差得太遠，文言在這一點上比白話就占便宜。周作人說過：“倘用駢散錯雜的文言譯出，成績可以較有把握：譯文既順眼，原文意義亦不距離過遠”，這是極有見地的說法。文言有它的規律，有它的體製，任何人不能胡來，詞匯也豐富。白話文卻是剛剛從民間搬來的，一無規則，二無體製，各人摸索各人的，結果就要亂攪。同時我們不能拿任何一種方言作為白話文的骨幹。我們現在所用的，即是一種非南非北、亦南亦北的雜種語言。凡是南北語言中的特點統統要拿掉，所剩的僅僅是一些輪廓，隻能達意，不能傳情。故生動、靈秀、雋永等等，一概談不上。方言中最colloquial的成分是方言的生命與靈魂，用在譯文中，正好把原文的地方性完全抹煞，把外國人變了中國人豈不笑話！不用吧，那麽(至少是對話)譯文變得生氣全無，一味的“新文藝腔”。創作文字犯這個毛病，有時也是因為作者不顧到讀者，過於純粹的方言要妨礙讀者了解，於是文章就變成“普通話”，而這普通話其實是一種人工的，artificial之極的話。換言之，普通話者，乃是以北方話做底子，而把它colloquial的成分全部去掉的話。你想這種語言有什麽文藝價值？不幸我們寫的正是這一種語言。我覺得譯文風格的搞不好，主要原因是我們的語言是“假”語言。

其次是民族的mentality相差太遠。外文都是分析的、散文的，中文卻是綜合的、詩的。這兩個不同的美學原則使雙方的詞匯不容易湊合。本來任何譯文總是在“過與不及”兩個極端中蕩來蕩去，而在中文為尤甚。

《泰德勒》一書，我隻能讀其三分之一，即英法文對照的部分。其餘隻有鍾書、吳興華二人能讀。但他的理論大致還是不錯的。有許多，在我沒有讀他的書以前都早已想到而堅信的。可見隻要真正下過苦功的人，眼光都差不多。例如他說，凡是idiom，倘不能在譯文中找到相等的(equivalent)idiom，那麽隻能用平易簡單的句子，把原文的意義說出來，因為照原文字麵搬過來(這是中國譯者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所用的辦法)，使譯法變成intolerable是絕對不可以的。這就是我多年的主張。

但是我們在翻譯的時候，通常總是膽子太小，遷就原文字麵、原文句法的時候太多。要避免這些，第一要精讀熟讀原文，把原文的意義、神韻全部抓握住了，才能放大膽子。煦良有句話說得極中肯，他說：字典上的字等於化學符號，某個英文字，譯成中文某字，等於水是H2O，我們在譯文中要用的是水，而非H2O。

我並不說原文的句法絕對可以不管，在最大限度內我們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但無論如何，要叫人覺得盡管句法新奇而仍不失為中文。這一點當然不是容易做得到的，而且要譯者的taste極高，才有這種判斷力。老舍在國內是惟一能用西洋長句而仍不失為中文的惟一的作家。我以上的主張不光是為傳達原作的神韻，而是為創造中國語言，加多句法變化等等，必要在這一方麵去試驗。我一向認為這個工作尤其是翻譯的人的工作。創作的人不能老打這種句法的主意，以致阻遏文思，變成“見其小而遺其大”；一味的隻想著文法、句法、風格，決沒有好的創作可能。

由此連帶想到一點，即原文的風格，越到近代越要注重。像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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